奇遇#

初二的时候，我还是个小卡拉米。略微懂一点点马克思和政治经济学，有时候既虚荣又自卑，也曾经想象着那些解放性的闪光。但短短三月余，我就回去上了初三，变成一个骄傲且光荣的做题区。因为，总要读书的嘛，不读书还能怎么办呢？于是，曾经的那些，虽说不大体面，狂躁且孱弱的理想渐渐被抛诸脑后，但我仍然记得初见到“解放”时的那种隐隐的悸动。

在初三暑假的时候，我在阴差阳错间发现了一个公众号名叫“今夜特大暴雨”，当时里面大概有个三四篇文章，我看得不亦乐乎，颠来倒去地看，尽管我根本不知道齐泽克和拉康究竟是谁。随后过了两天，初中同学拉我进新生群，短短半个小时有余，一张海报出现在我的视线里：一张改编过的《红楔入白》。本来我就非常喜欢构成主义，加上那个暗中对我召唤的感觉——它先勾引的我！于是我立马心跳加速，气血上涌，急头白脸地扫码进了群。后来的后来我才知道，“今夜特大暴雨”的作者“本尊”就在群里。我对每个人都发动了视奸——尽管我没有上去搭话的勇气。群里的人倒是一个个都跑来加我，于是我把每个人的朋友圈什么的统统看了一遍，甚至滚瓜烂熟——那不知停息的暗流涌动。后来我慢慢认识了每一个人，从最初的不知所措到相伴而行，也可能是分道扬镳。这实在称得上奇遇，太奇妙以至于我无法用语言描述这种感觉，尤其是那张《红楔入白》让我记忆犹新。在后来招新的时候，我痴迷于做各种各样的构成主义海报，就像对待一个节日那样庆祝它。如果说这里有什么悖论，那就是所有节日的悖论，它尝试重演不可能被重演的事情——无论做多少类似的海报，在我眼中都不可能像初遇哲社的那张一样那么震撼（有点搞的是，原本静静躺在公告栏的《红楔入白》改编版被某两位神入大手一挥不小心删掉，现在彻底遗失了，哎亡妻回忆录qwq）【进度更新：亡妻已经看广告复活，不日你应该就能看见了ovo】。然而，重复属于奇迹并且颠倒了自身，不是重复重演了相遇，而是相遇已经预先重复了所有后来的庆祝和重演——重复的奇迹难道不是证明，被重演的东西本身就是个奇迹吗？我是说万一，万一你也懂这种感觉呢——如果你也像我一样的话。 相遇的奇迹。

有惊无险#

当初，我甚至可以说跟任何人都不大熟，甚至到了换届时对老登都还是怕怕的。后来我才得知，他们早就把我当成下一任社长，而且确信我会接任——过于确信到了忘记告诉我的地步，只有体育节聊天时有一句非常不正式的“你会留任吗”,从没说要我当社长的，而那时才开学大概一个半月。我还没上车啊qAq…开换届会的时候，大概来了五六个高一的吧，或许他们都想好了自己该当什么职位，老登也“知道”我会成为社长，但我完全是个蒙古人，选社长的时候有一段漫长的沉默，随后我才站了起来，无论是我还是他们估计都对那段神秘的沉默摸不着头脑。大概想起来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些惊险吧，万一我压根没去什么换届会呢？万一我抵死不当社长呢？当时其实还有另一个社团在换届，而且明确告知我当社长，换届会开在同一个中午——最后我称病没去，出哲社回班级路上遇到他们被认出来，特别尴尬，反正最后因为这个没在那里留任。有时候我挺埋怨这件事的，时时想起来都觉得他们在换届这件事上不够认真，这本来就是一件有风险的事，万一错信了呢？他们是选对了人没错，但是连我回过头来都不信任我自己——或许还有那么一点点“看人真准”的窃喜。但就是这样莫名其妙的信任和有惊无险的一跃间，我成为了社长。

之后我开始办社活，几乎每周都办，不间断。可有个问题实际上一直以来都在困扰我：我们太沉默了。无论我自己如何有热情，懂得了多少黑话和专用名词，那些次次都来讲座，认真倾听的人始终只能保持沉默，似乎很快，不久的将来，他们的兴趣会消磨殆尽，随着我自己也渐渐离开这里，哲社也要死去吗？可还能怎么办呢？

主体是一种稀缺物#

在哲学社以前的活动和生活中，真正能够参与社团的人是相当少的。而且就像我个人的经历一样，哲社换届总是非常惊险，像生了一场大病一样，没过几次就可以把健全的身体折腾得七零八落，最后病入膏肓无力回天，似乎是某种天然的命运一样，因为懂得一些哲学，并且愿意参与哲社的人实在稀少，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里面感到轻松愉快，甚至因为我们仍然想要保持一些严肃的态度，有时候社团里会显得有些沉默和沉重。而且随着以前的老登们各走各的路，留下来的人已经很少。可是因为这样就转过头去拥抱孤独和沉寂，站在外部像欣赏艺术品一样欣赏我和它的死去，然后回过头说“至少我们曾经…”吗？我不接受。

所以，应该对哲社目前的一些困境进行研究和考察，并且提出它对应的解决方案，责无旁贷。我甚至想说，这是唯一重要的问题——生活的问题。

在哲学社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可以发现哲社中呈现出这样的困境结构：在“名义社员”，也就是在群里并且参与过社活的人当中，某些人是哲社的真正参与者，他们的生活既围绕着哲社展开又影响着哲社，而这些人相对而言很少见。这是一个从大到小，或者说属和种的分法，十分清晰简明。围绕着这种描述方式，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想法，比如说“哲学的生活化”，“多联系多交流”，“参与公共事务”抑或是别的说法，但它们对于解决哲社的困境没有帮助——话语的简单会导致行动的空洞，说这种大话只会阻碍哲社的发展而不是对它有利。

生命就是如此复杂，难道灰色的理论可以为它的简洁而沾沾自喜吗？

为此，我们至少应该首先改变我们叙述这个困境和问题的方法和结构，有时或许使用不同的词汇和概念，以及描述的句法形式，以得到一些不同的思路，而不是在这个原有的框架下继续无谓的分析。这就是所谓“问题式”所关注的事情——尽管通常意义下，它需要被无意识的“症候阅读”来揭示，结论也不一定准确，但我们不妨还是直接从这个角度下手，哪怕它可能变成一封无主的信。

我在这里尝试重新进行一种不同的诠释方式以供参考：在哲学社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发现并区分了“两”种人：哲学社的实际参与者以及名义社员。 如果你了解李德胜中晚期的哲学思想，应该可以明白这种区分意味着什么——一分为二 。

现在，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这种叙述方法的转变产生了怎样的效果。

在原先那种属-种的分法当中，请你动用一些想象力联想一下，我们得到的是一个由上到下的倒金字塔层级结构，其中上方更大的属和下方的种和平共处，各司其职互不影响，我们先暂且把它称为 “结构的” 或 “经济的” 提法；那么对于我们现在的这种提法，从中显现出了一种不对称的特征：一个实际参与者一定是一个名义社员了。这意味着我们要回到原先的提法吗？并非。我们进一步要问的是，为什么产生了这个实际区别？是什么让“名义社员”这个属不够用了？到此我们发现，这两个名称，或者说两个部分并不直接是美美与共，而是差异和对立的；更进一步说，困境在这种叙述下变成了斗争性的，那不妨让我们称之为 “斗争的” 或 “政治的” 提法。

现在让我们继续思考这种矛盾斗争展开的过程。

首先，因为哲社只和这些实际参与者息息相关，如果离开他们，哲社就立即灭亡，哪怕暂时活着也仅仅是名存实亡，因此我们把实际的参与者称作 “主体”；另一方面，实际参与者还必须把新的名义社员拉拢进来，他们是哲社成员必须着手处理的部分，也就是 “矛盾的主要方面”。
x 随即我们发现，哲社的参与者同时也是名义社员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其实，真正的矛盾是一种自我的矛盾。这就像那个经典的有关“矛盾”的语言游戏一样：一个人既声称自己拥有最强的矛，又拥有最强的盾，那么最好的也最直接的办法不是去满世界找别的矛和盾和他比试，而是叫他“自相矛盾”。既然思及此，得出结论就比较容易了：所谓“参与者”和“名义”之间的矛盾，实际上是“名义”自身产生的矛盾，而那个参与者首要的，也就是和这个“名义”之间的决裂，自我的矛盾最终表现为我自己和另外的人之间的对立，到此为止。但这样我们还没有真正说明这个矛盾意味着什么，因为我们并没有进入现实的领域，进一步指出“名义社员”，实际上也就是“普通学生”的位置。真正说来，难道哲社的实际参与者，以及哲学社自身所面临的，不是一个更加庞大和复杂的，系统的结构吗？小到应试的筛选规则，学校行政部门自身的运作，大到它之上和它背后的，整个的经济政治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结构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过程等等等等，都和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，它深刻地塑造了我们整个的生活，也决定了哲学社应该以何种方式存在，以何种方式处理这些眼前的问题。因此，矛盾是一种孤城围逼，而非两军对垒，那些现实的并且切身的困境也决不是一些空洞的方案可以解决的，它可能困难重重甚至危险万分，但我们仍然准备着手去做——因为我们必须如此。

到此，我们切换了一种不同的问题叙述模式——也即不同的“问题式”，重新阐述了哲社目前所面临的困境。（当然，刚刚出现的所有的，我们问题的探讨的边界和范围，结构和它的症状都是问题式的一部分，但我们更强调它被提出的方式，所以使用了“问题式”而不是“问题域”ovo）

先前我们提起的主体，就是这样一种格格不入的东西，它决心承担起这些责任，并且义无反顾地去践行它曾经的那些诺言，以一种奇迹的重复一样庆祝那些属于它的节日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政治的”主体是稀缺的：它与周遭格格不入，时刻进行着和准备着和自己的斗争；并且，它单方面地承担起不仅仅是自己的，还有他人的责任，并尝试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——因为它必须如此。“稀缺”不是统计数量上的少，它只意味着一种深刻的危险和困难，还有复杂的尝试和挑战——毕竟，再复杂的思考和理论，都只是对复杂生活拙劣的致敬和模仿而已。

我是说万一，万一你也懂这种感觉呢——如果你像我一样的话。